韓邦奇(1479一1555年)，字汝節，號苑洛，朝邑(今陜西大嘉)人。正德戊辰(1508年)進士，官至南京兵部尚書，謚恭簡。弘治十六年(1503)著《易學啟蒙意見》四卷，又有《見聞考隨錄》五卷。

　　《易學啟蒙意見》為照錄朱熹《易學啟蒙》全文并加入衍圖和“意見”之書。卷一“本圖書第一”、“原卦畫第二”，就朱熹十數《河圖》衍出三十三圖，九數《洛書》衍出二十三圖，就朱熹六橫圖衍出二圖，將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圖分作圓、方二圖(此乃本朱熹“將方圖取出放外”說而作)；卷二“明蓍策第三”，本文之中有“易筮序略”、“筮儀”(今見于《原本周易本義》內容，實為原本《易學啟蒙》內容)和衍圖四十余幅(所錄本文有與今見《易學啟蒙》有不同之處)；卷三、卷四“考占變第四”，以朱熹所述“七占”變例各附卦變圖：“凡卦六爻皆不變，則占本卦彖辭”之例，附以朱熹起《乾》終《坤》大橫圖，每卦之下標以所占“本卦彖辭”；“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”之例，附六十四卦每卦各變六卦之圖；“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”一例，附六十四卦每卦二個爻變所得卦圖；“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”二例，附六十四卦每卦三個爻變所得卦圖；“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”之例，附六十四卦每卦四個爻變所得卦圖；“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”之例，附六十四卦每卦五個爻變所得卦圖；“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余占之卦彖辭”之例，附六十四卦每卦六個爻變所得卦圖。又于辨朱熹“以事理推之”占法“猶有可疑”而加“七占’’新法意見之后，列朱熹三十二幅變占圖之第一圖，加列三十二幅“加詳”圖。

　　在韓氏諸多衍圖之中，惟其據“夫造化者數而已矣，五十者，造化之體也，四十有九者，造化之用也，四使有九者，萬物之體也，四十有八者，萬物之用也。是故五十而去一，維天之命，于穆不已者也；四十九而去一，萬物各正性命者也。用九用八之不同，其神化之謂乎？”一段本文(此段文字不見于今本《易學啟蒙》)衍出之二圖(見下圖)，可謂新奇之圖。韓氏注曰：“此節何以不用濂溪之圖？夫為圖所以立象也。陰陽五行萬物不在天地之外，陰陽有漸，無遽寒遽熱之理。知覺運動，榮瘁開落，卵亥之化也。”此圖乃本胡一桂《文王十二月卦氣圖》演變而來，而胡一桂之圖又明顯據“十二月卦”圓圖演變而得。所以，究其本當出于孟喜之“十二月卦”說(今見最早將十二月卦畫做圓圖者，則出彭曉《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》所列《明鏡圖》)。

　　韓邦奇之書命曰“意見”，是詮釋朱熹《易學啟蒙》同時闡述個人見解之書。因其是述解朱熹易學思想之書，成書后即有“大巡周公”命梓，“大司馬韓公”為序，“節推東公”校正，“平陽府同知李滄”刊刻，則見明代中葉是書影響之不同一般。其實，一部通解《易學啟蒙》“小書”之書之所以有如此影響，亦是當時“形勢使之然耳”。朱熹序《易學啟蒙》曰：“近世學者，類喜談易，而不察乎此，其專于文義者，既支離散漫，而無所根著；其涉于象數者，又皆牽合附會，而或以為出于圣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。若是者，予且病焉。因與同志頗輯舊聞，為書四篇，以示初學，使勿疑于其說云。”后之人則認為朱熹“以示初學”是謙辭，而《易學啟蒙》一書遂有“不刊之書”的美譽。至明代，朱熹易學被定為官方易學，《周易本義》與《易學啟蒙》即成為文人士子科考進階必讀之書，于此形勢之下，一部《易學啟蒙意見》則成為人們為仕途奮斗而必備的參考書了。

　　事實上，韓邦奇通釋《易學啟蒙》，并非完全合于朱熹本意。其一，韓氏曰：“伏羲與邵子同加一倍也，孔子則相蕩也”，謂后儒失“先天之義，微微之旨”，則是因“自夫子稱相蕩”始。朱熹嘗曰：“在四象生八卦以上，便是圣人本意底“(《朱子語類》卷六十六)，按此說，孔子《系辭》“易有太極”一節即是說圣人一奇一偶“加一倍”畫八卦，即韓氏所詣“先天者，加一倍者也”。而《系辭》又曰“八卦相蕩”、“因而重之”，《說卦》又曰“八卦相錯”，《周易本義》釋為“八相蕩而為六十四”，即是說八卦至六十四卦，不是由“加一倍法”而來。如此則孔子既言“加一倍”又言“相蕩”，如何后儒會因“自夫子稱相蕩”而失“先天之義微微之旨”？《易學啟蒙》本“易有太極”一節之義而出六橫圖，則“先天者加一倍”出于《系辭》似無疑意，是孔子代先圣而言“先天加一倍”。所以，朱熹之《易學啟蒙》中并無韓氏所謂之意思。其二，《易學啟蒙》僅列《文王八卦圖》，《周易本義》列《文王八卦次序》、《文王八卦方位》，而韓氏則準《序卦》自作《文王六十四卦圖》，圖后全文錄出《序卦》原文，注曰：“此明文王改易伏羲六十四卦之次也。”此則亦出朱熹本意之外。朱熹以《序卦》為“非圣人之精”，嘗謂《序卦》有“不可曉處”，故于《周易本義》只錄《序卦》本文，而不加任何疏解(只有區區“晁氏曰鄭無而泰而字”九字之注)，至于文王之卦“則熹嘗以卦畫求之，縱橫反復，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，是以畏懼，不敢妄為之說”(《答袁樞》)，而韓氏則反其道而行之。其三，韓氏曰：“七占之法不傳久矣，朱子以事理推之于前，然猶有可疑者。”于是便把朱熹所定“七占之法”更定了四條。其所更定之法，似有見于《彖傳》。其四，韓氏謂《易學啟蒙》說三爻變時所引“沙隨程氏曰，晉公自重耳筮得國，遇貞屯悔豫皆八”之例，是“此史氏之失職也，而援以為證，過矣”。其五，韓氏曰：“即其圖觀之，沖漠無朕之際，五十有五之數已具于十五之中矣，是所謂太極也。及其五十有五之數形布互錯于十五之外，一三其七為陽，二四六八為陰，所謂兩儀也。”此以五十五數為太極全體之數說，與朱熹“河圖之虛五與十者，太極也“之說不同。以上數例可證，韓氏雖自謂“理則吾莫如之何也”，但在“一為太極”、“理一分殊”在個理上，卻與朱熹有所不同。

　　易圖書學發展至明代中期而有《易學啟蒙意見》一書，此書雖是通釋之作，然而的確參有作者個人“意見”。這些“意見”內容有著時代特點，反映出當時學者對朱熹《易學啟蒙》的理解水平。其中涉及八卦來源這一根本問題，《系辭》本言圣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以作八卦，而以“河出圖、洛出書”為“天生神物”，所謂“圣人則之”者，并無明言所則為何事，以《觀·彖》“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，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”之語分析，所謂“天生神物”即天之神道，蓋圣人本“河出圖，洛出書”之神話傳說，只不過是以“神道設教”而已。可是《易學啟蒙》卻專以“河圖”、“洛書”為圣人畫卦之本，實在是不能脫自謂“其涉于象數者，又皆牽合附會”之巢臼，而《易學啟蒙意見》又津津樂道于此，從中衍出五十多幅黑白點數圖，則見當時儒生囿于封建思想禁錮，易圖學研究之固陋。

　　韓邦奇之《易學啟蒙意見》一書，其中所錄《易學啟蒙》文字有與今見本不同之內容，而今見本《易學啟蒙》內容又與清康熙年間成書之《御纂周易折中》中《易學啟蒙》完全相同，則知后人對朱熹原本《易學啟蒙》有所更動。考朱熹《易學啟蒙》之原貌，韓邦奇此書可引為參考。

　　韓邦奇所作中空如“黑白兩條蚯蚓”環繞之圖，對后來人有一定的影響，來知德之《梁山來知德圓圖》即是此圖的翻版。以此圖可知，所謂“古太極圖”之黑白魚形圖之本源與之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