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定之，字主靜，號呆齋，永新(今屬江西)人。正統丙辰(1436年)進士，官至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，謚文安。《明史》有傳。舉進士前一年(宣德十年)成《易經圖釋》十二卷。

　　是書自序曰：“家君以《易》晦我，不肖自少至長，今年二十有七矣，而不能有所真知灼見。雖《易》道難窮，亦才之不逮人也，故過庭之余，輒取所領悟者圖而釋之，以為強學之拙策。積稿既久，不欲廢棄。壬子歲退自江右，授徒汶水，癸丑寓邑東郭，乙卯移于老氏所居端威閣，數載間以家君之命，分來認學者有長弟寅及士友數人，出此舊稿以資講貫，遂匯集成帙。蓋《易》先有圖而后有辭?河出龍、洛出龜，天所圖也，羲先天、文后天，圣所圖也，故列于經傳之先。彖辭以原始要終，爻辭以雜撰物德，乾坤之道廣矣，彖象皆有圖；諸卦之變備矣，爻辭各有圖，是為經之二卷傳。彖者有取于卦之體德變象.而其說或異，觀象者有資于人之所行德業，而其用各殊，義之淵而永也，然有條不紊，文之奇而法也、然有韻可葉，故或圖其義，或圖其韻，是為傳之十卷。“易”之字合日月而成，“易”之道賴圣賢而傳，宇豈特名也，以附其實，道豈特古也，以垂諸今，故圖于經傳之后。復古《易》而不盡從朱、呂之篇，采傳義而或曲暢程、朱之抵牾者。不敢為佞而寧為忠，不能識大而猶識小之意也。……故予于圖括其總，于釋具其略所而已。”今見乾隆二十八年崇恩閣刻本《易經圖釋》十二卷，首列《伏羲六十四卦圓圖》(即胡方平之《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》)，其次有《伏羲八卦圓圖》、《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圖》、《伏豢先天八卦方位圖》、《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次序圖》、《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》、《文王后天八卦次序圖》、《文王后天八卦方位圖》，皆是取朱熹《周易本義》卷前之圖形及圖名稍有變化之圖。劉氏不取《周易本義》之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和《卦變圖》，從其自序中所謂“河出龍、洛出龜，天所圖也”，“彖象皆有圖，諸卦之變備矣”，可見其對此三圖之看法。“天所圖”之說并不及于圣人則之畫卦，所列《伏羲八卦次序圖》已明一陰一陽疊加畫卦之法；既謂彖象之圖已備卦變，則不須取用別人之圖。自序所謂“圖于經傳之后”之“日月為易”等圖，則不見于此刻本。

　　劉定之“易先有圖而后有辭”之說，可謂至論。以邵雍《先天圖》六十四卦圓圖說“卦氣”者，有朱熹、蔡元定等人，至南宋末胡方平則于《易學啟蒙通釋》中列《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》。至元代錢義方又于《周易圖說》中列革新之《六十四卦節氣圖》，其圖每一節間隔八卦，八節配六十四卦，所謂“五齋胡氏乃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分、二至、四立，各兩卦，外十六氣各三卦，合之為六十四卦。夫節氣周于天，卦象周于圖，本無間也。而何有于兩卦、三卦多少之分哉？吁，泥矣！”劉定之則是不審胡氏之“泥”，為重列其圖而為之說者。劉氏《易經圖釋》所出易圖最多且具本身特點，為詮釋《經》、《傳》所畫之圖。可調繼南宋鄭東卿之后，以圖解六十四卦者。其釋《經》時，每卦六爻各總為一圖，釋《彖》上為一圖、《彖》下為一圖，釋大、小《象》又各為之圖，釋《文言》、《系辭》，或一節為--圖，或數節為一圖，《說卦》則仍以先天后天諸說作圖，《序卦》附一六十四卦反對圖，《雜卦》則無圖。其釋《經》、《傳》所出圖大多為文字加線框構成，大旨則重于標示六爻之義。依其自序“易道難窮”、“著不得詳說”、“圖而釋之，以為強學之拙策”云云，則知其圖只不過為一人之圖，其說只不過為一家之說而已。劉定之《易經圖釋》卷首之圖本出朱熹《周易本義》和胡方平《易學啟蒙通釋》，其圖皆舊圖，其說則于舊說之上“節外生枝”。如，于《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圖》后注云：“此圖，二經十傳皆無明文可見”，又于諸圖之后注云：“以上諸圖，昔者學《易》之家夫其傳?而異端方士秘傳焉，邵子始復取歸于《易》。程子與之同時，而于《易傳》向置之不論，豈未嘗得見于邵子歟？至朱子，以之冠于篇端，發明詳盡，然后《易》之本原，始可得而見云。”此說是本朱熹、吳澄“流于方外”、“方伎家秘而寶之”之說而發揮。至謂“邵子始復取歸于《易》”，則是說得不切合實際。一則朱熹、吳澄皆謂黑白點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及《先天圖》是陳摶始得之于方伎；一則“諸圖”中之大小二橫圖及《文王八卦次序》圖皆為朱熹自作之圖；一則謂至朱熹“易之本原，始可得而見”，則是過譽之詞。

　　胡方平學本朱熹，劉定之又本朱熹、胡方平而出易圖，致謂自朱熹始方得《易》之本原，云云。以此可窺見明初以來易學研究之概況：“天下易學，無不言朱”。甚至程頤也要退居朱熹之后了。

　　劉氏圖釋《易經》六十四卦之圖，為文字加連線圖。其圖釋坤卦圖如下。

　　歷史上，以圖釋《易經》六十四卦者，南宋時有鄭東卿的《易經疑難圖解》（今見于《道藏·周易圖》），其后就是明代劉定之的《易經圖釋》（今見于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），至清初則黃宗羲于《易學象數論》中有個別圖解（見于《四庫全書》）。《易經》本為卜筮之書，其卦、爻辭本為占卜而設。《莊子》曰“《易》以道陰陽”，是把“—”爻視作陽、“--”爻視為陰，其實《易經》的卦、爻辭中并沒有“陰陽”二字，是成書于戰國時期的《易傳》發揮了陰陽學說，其后凡以“圖”釋六十四卦者，無不一“陰陽”為說。“陰陽”的涵義既有對待又有流行，說者亦皆發揮此二重意思。“陰陽”為一抽象概念，為“形而下”者。“陰陽不測則為神”，萬物無形體之前為“神”（自然格之“神”，非人格之“神”），“神”則為“形而上”之道，為不可說、不可名、不可圖者。中國古代的宇宙論是大自然的自組織運動論，與西方“上帝于六日里造就了世界”說有著本質上的不同。凡以圖釋《易經》六十四卦者，亦皆本此宇宙論而道陰陽，這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大特色。我們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，大自然的自組織宇宙論是一根本學說，是一與西方截然不同的“唯物主義”學說。這是要下大氣力弘揚的內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