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熹《周易本義》卷首列有《伏羲八卦次序》圖和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圖（見下圖）。

　　以黑白塊替代《易》卦的原本符號作出“八卦橫圖”和“六十四卦橫圖”（大小二橫圖），是出于朱熹之手，而不是出于邵雍。這是我們通讀《皇極經世》、《朱子語類》和《文公易說》等書后得出的結論。過去那些謂大小二橫圖出于邵雍的說法，是讀書不求甚解的臆見。

　　朱熹于《周易本義》釋《系辭》“易有太極”一節之義曰：“一每生二，自然之理也。《易》者，陰陽之變。太極者，其理也；兩儀者，始為一畫以分陰陽；四象者，次為二畫以分太少；八卦者，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。此數言者，實圣人作《易》自然之次第，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。畫卦揲蓍，其序皆然。朱熹言“伏羲畫卦自然次第”，是“從兩儀、四象加倍生來底”。《伏羲八卦次序》與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是以黑白方塊象一陰一陽替代原卦爻符號作圖，而“兩儀”至“六十四卦”六橫圖則以原卦畫符號作圖。我們讀《文公易說·雜問答·答袁樞》可知，當袁樞得到初版《易學啟蒙》，即就所列易圖提出“河圖洛書是后人偽作”、“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”、“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”、“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”、“黑白之位尤不可曉”、“專為邵氏解釋”等問題。其中所謂“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”與“黑白之位尤不可曉”，即是指以黑白方塊所作《伏羲八卦次序》與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二圖而言。朱熹則于回信中辯曰：“乾則三位皆白，三陽之象也；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，下二陽而上一陰也；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，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；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，下一陽而上二陰也，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、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、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、坤之三黑，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。蓋乾、兌、離、震之初爻皆白，巽、坎、艮、坤之初爻皆黑，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；乾、兌、巽、坎之中爻皆白，離、震、艮、坤之中爻皆黑，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；乾、離、巽、艮之上爻皆白，兌、震、坎、坤之上爻皆黑，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。”又曰：“一畫為儀，二畫為象，三畫則為卦，則八卦備矣。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，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，方有六十四卦之名。若徑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，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。方其四畫、五畫之時未成外卦，故不得而名之耳。”由朱熹此辯可知，袁樞所得《易學啟蒙》中有“黑白之位”二“次序”圖。此二圖正是今見《周易本義》卷首九圖之《伏羲八卦次序》與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圖。從《答袁樞》提及“卷首舊圖”之語，可知其圖正是指“黑白之位”二次序圖而言。由此可以斷定，此大小二橫圖原為初版《易學啟蒙》之圖。正是朱熹征求了各方面意見之后，于再版《易學啟蒙》中去掉了“黑白之位”大小二橫圖，改畫作六橫圖。

　　王懋竑《白田雜著》以《文集》、《語類》鉤稽參考，得出結論：“邵子所傳，止有《先天方圓圖》。……今直云‘伏羲八卦次序’圖、‘伏羲八卦方位’圖、‘伏羲六十四卦次序’圖、‘伏羲六十四卦方位’圖，是孰受而孰傳之耶？乃云‘伏羲四圖，其說皆出邵氏’，邵氏止有《先天》一圖，其《八卦圖》后來所推，六橫圖朱子所作。以為皆出邵氏，是誣邵氏也。”

　　《朱子語類》與《文公易說》多云“伏羲畫卦”，僅《朱子語類》卷六十五、六十六，即有“只是一動一靜，便是陰陽，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”、“伏羲至淳厚，作《易》八卦”、“伏羲畫卦皆是自然，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”、“伏羲當時畫卦，只如擲珓相似，無容心。《易》只是陰一陽一”、“方伏羲畫卦之時，止有奇偶之畫”、“伏羲當時偶見得一便是陽，二便是陰，從而畫放那里”、“伏羲畫八卦，只此數畫，該盡天下萬物之理”等十余處。我們參考《文集》與《語類》則發現，恰是許多講學語錄，特別是給友人的信件中，均體現出朱熹構建大小二橫圖的思想。

　　《易學啟蒙》雖是蔡元定起稿，然朱熹給友人信中皆將是書作自己著作看待。如此，凡《易學啟蒙》舊圖與新圖，皆當視作由朱熹牽頭編纂。《周易本義》雖不當有此大小二橫圖，然圖說之義卻體現于詮釋的文字之中。釋“易有太極”一節之義曰：“太極者，其理也；兩儀者，始為一畫以分陰陽；四象者，次為二畫以分太少；八卦者，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。”此則是語涉《伏羲八卦次序》圖的文字，又《周易本義》釋《說卦》“天地定位”一章曰：“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。乾南，坤北，離東，坎西，兌居東南，震居東北，巽居西南，艮居西北。”這與《伏羲八卦方位》圖說同義。釋“數往者順，知來者逆，是故《易》逆數也”曰：“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，數已生之卦也；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，推未生之卦也。《易》之生卦，則以乾、兌、離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為次，故皆逆數也。”此則是以“一貞八悔”之貞卦就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》和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二圖釋“順”、“逆”之義。非見此二圖，則難明其詮釋之義。又《易學啟蒙》舊圖之中有此二圖，以此則知此二圖亦非門人依附而作。

　　我們以《易學啟蒙》參證朱熹《答袁樞》、《答王遇》、《答鄭仲禮》、《答程迥》、《答林栗》、《答虞大中》、《答葉永卿》等書信，亦可知大小二橫圖為朱熹編纂之圖。《周易本義》卷首大小二圖是朱熹一手編纂，是推衍邵雍“加一倍法”之義而創為《伏羲八卦次序》與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二圖。《周易本義》釋《乾》卦曰：“伏羲仰觀俯察，見陰陽奇偶之數，故畫一奇以象陽，畫一偶以象陰；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，故自下而上，再倍而三，以成八卦”、“八卦已成，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，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，以成六十四卦也”，此則是闡述卦畫累加成卦之法，又釋《系辭》“易有太極”一節，亦是闡述爻畫累加成卦之法。朱熹為了形象地表達這種爻畫累加成卦的“加一倍法”，用黑白方塊替代原本卦爻符號，創作了《伏羲八卦次序》與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大小二橫圖，列于初版《易學啟蒙》卷首。并針對袁樞之疑辨解曰：“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。然其圖亦非古法，但今欲易曉，且為此以寓之耳。”又曰：“仆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，只是今日以意為之，寫出奇偶相生次第，令人易曉矣。其曰畫前之易，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，而特假手于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，非謂畫前已有此圖，畫后方有八卦也。”

　　“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，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別，而其序亦當以太陽、少陽、少陰、太陰為次。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”，由此說可知：以一畫為儀、兩畫組合為四象，實自朱熹始。為著能“遞升而倍之”，只有以“黑白之位”作橫圖方能“令人易曉”。“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，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，是以分而為四，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”，此說亦是只適用于以黑塊替換陰爻符號之圖。如果仍以傳統卦爻符號作圖分段，陽爻符號“棥狽侄?炙姆幟酥練秩????鑰墑幼鞫?⑺哪酥寥???把糌場保??踟撤?擰？/font>--”分二之后即非二“陰爻”。看朱熹所作《伏羲八卦次序》圖，初以一畫為儀，中以二畫為儀，終以四畫為儀，而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圖，初以一畫為儀，成八卦時又以四畫為儀，成六十四卦時又以三十二畫為儀。與其一畫為儀、二畫為象說矛盾，因而袁樞方謂二圖“黑白之位尤不可曉”。

　　朱熹以純理性說“伏羲”一陰一陽疊加生卦。然而，陰陽乃物之性，無載體如何能加倍而生？又其屢屢對友人說，是因“康節之說”而得其畫卦次第，此乃是對邵雍“加一倍”卦之生變方法的誤解。

　　《觀物外篇》語錄：“老子知《易》之體者也。”而朱熹卻說“康節嘗言老氏得《易》之體，非也”。顯然，二人對《易》之體有不同看法。在強調“觀物”的邵雍眼中，“太極既分，兩儀立矣”，是“一氣分而天地判”（一生二），天有日月星辰、地有水火土石，是為“天之四象”和“地之四象”（二生三）。“道為太極”、“太極一也”，天地為兩儀，八卦為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，六十四卦象萬物。如此在邵雍看來，《系辭》“易有太極”一節所述乃《易》之體，與《老子》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”說有合，因而有是說。而朱熹卻以太極為“一理”，一陰一陽為“兩儀”，陰陽二畫排列為“四象”，陰陽三畫排列為八卦，陰陽四畫排列為“十六卦”，陰陽五畫排列為“三十二卦”，陰陽六畫排列為六十四卦。其說“《易》之體”是個陰陽“加一倍法”模式。“老氏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又更都無道理”、“有是理即有是氣，氣則無不兩者，故《易》曰太極生兩儀。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，而后一乃生二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”、“一便生二，二便生四，老子卻說二生三，便是不理會得”，由朱熹如此評介，即見其“唯理”與邵雍“唯物”之不同。

　　朱熹每每對人說，邵雍“一分為二”之說是自“太極”說到六十四卦。然而，《觀物外篇》“是故一分為二，二分為四，四分為八，八分為十六，十六分為三十二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。故曰分陰分陽，迭用剛柔，《易》六位而成章也”這段語錄，是繼“陽交于陰陰交于陽而生天之四象，剛交于柔柔交于剛而生地之四象，于是八卦成矣。八卦相錯，然后萬物生焉”之后而立言，是以“卦之生變”述說以《乾》為祖的六十四卦（萬物）衍化過程，因而有“乾為一”、“一生二為夬”、“二生四為大壯”、“四生八為泰”、“八生十六為臨”、“十六生三十二為復”、“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坤”之說，此即“《易》六位而成章”，并非說爻畫累加成卦。邵雍既然主張“八卦相錯者，相交錯而成六十四卦也”之說，則必不以四爻排列為“十六卦”、五爻排列為“三十二卦”；既然主張“天之四象”與“地之四象”為“二生三”之八卦，則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畫排列為四象。

　　朱熹不知邵雍所謂“乾坤縱而六子橫”圖是由“卦之生變”而來，而教人曰須先將卦作一橫圖，用《伏羲八次序》與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》二橫圖中分拗轉而圍成二圓圖。正是朱熹以所作橫圖起《乾》至《坤》為“逆數”，所以將橫圖中分拗轉圍成圓圖之后，左方起《復》至《乾》為“順”，右方起《姤》至《坤》為“逆”，因而《易學啟蒙》曰：“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，故曰‘易逆數也’”。此“圓圖又只一半逆”，實因橫圖起《乾》至《坤》為“逆數”所致。

　　邵伯溫謂《先天圖》中寓有“卦之生變”。“乾為一”、“一變而二，二變而四，三變而八卦成矣，四變而十有六，五變而三十有二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”，這些《觀物外篇》語錄所述正是“卦之生變”。以乾為祖，三變而八卦成（一變乾之上爻得兌，是為“一變而二”，二變乾、兌之中爻得離、震，是為“二變而四”，三變乾、兌、離、震之初爻得巽、坎、艮、坤，是為“三變而八卦成”）。以《乾》為祖，六變而六十四卦成（一變《乾》之上爻得《夬》，是為“一變而二”，二變《乾》、《夬》之五爻得《大有》、《大壯》，是為“二變而四”，三變《乾》、《夬》、《大有》《大壯》之四爻得《小畜》、《需》、《大畜》、《泰》，是為“三變而八”，四變《乾》至《泰》之三爻得《履》至《臨》，是為“四變而十有六”，五變《乾》至《臨》之二爻得《同人》至《復》，是為“五變而三十有二”，六變《乾》至《復》之初爻得《姤》至《坤》，是為“六變而六十四卦備”）。由此“卦之生變”可知，巽是變乾初爻而得，坤是變震初爻而得，如此即可闊而圍成小圓圖，大圓圖亦然。又可知邵雍《先天圖》并非以大橫圖中分拗轉而成。

　　清初而起的考據之學，對周敦頤、邵雍、朱熹的“道學”多有辯證。王夫之、黃宗羲、黃宗炎、毛奇齡、胡渭、李塨等人對《易》象數學（包括各類易圖）均有所論述，而辯證源流訂正訛誤是其主要任務。這無疑于相傳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學的濃厚氣氛中開一天窗。這些人對《周易本義》、《易學啟蒙》之圖的辯證，如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，辨其原委指明舛誤，可謂達到無須再辨的地步。然而對“伏羲四圖”之辨，則多有未明，幾乎全是“朱冠邵戴”，以朱熹發展演變了的“先天之學”作邵雍原本之學而批駁之。黃百家纂輯《宋元學案·百源學案》，竟將朱熹所作“黑白之位”二橫圖采入，又將張行成所作《氣候圖》當作邵雍“先天卦氣圖”采入，又采入其父準牛無邪《易鈐寶局》所推之《掛一圖》和《既濟圖》。凡此數端，一直影響著后人有關的著述。

　　閱民國以來名家所著有關中國哲學史和宋明理學史一類大作，多是本《百源學案》而談邵雍理學，亦幾乎全準朱熹的解釋而轉述邵雍的“先天之學”。分而見其精，方能合而見其大。之所以論述有涉“先天之學”而不精，一是對邵雍原本之學研究不夠，一是過于相信朱熹對“先天之學”的詮釋。畢竟邵雍與朱熹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時代，畢竟各是各的“先天之學”。北宋時期的邵雍和周敦頤似乎并不諱言《老子》，而南宋時期則多有門戶之見。南宋偏安于一隅，其時道教空前發展，朱熹為著倡明儒學，對邵雍的“老子知《易》之體”和周敦頤“自無極而為太極”等說加以改造和重新詮釋，應該說有其歷史原由。以朱熹的學問，他當然明白所謂“老子知《易》之體者也”之所指，亦明白“無極”是老莊的概念。其高明之處恰在于能將《先天圖》、《太極圖》及其內涵改造得天衣無縫，能為理學所用。周敦頤原本并不出名，是朱熹將其抬為理學之祖，邵雍之學原本亦不為人所重，是朱熹將其“先天之學”重新詮釋而寫入《易學啟蒙》。今天，我們從史學的角度來闡述邵雍、周敦頤和朱熹的哲學、理學思想，就需要注重區分其各自的特點，而不能含糊其詞或“朱冠邵戴”。

　　任繼愈先生說：“從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來看，幾十年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、方法說明一兩個實際問題的文章、著作就是成就。把重大問題、主要學術流派介紹得比較準確，就受到稱贊。幾十年間，中國哲學史研究者不斷進行新的探索，比如：對范疇發展的研究；專題、專門學科的比較研究；專人、專書的研究；斷代的研究；中外哲學的比較研究；等等。有了大量分科、專題研究作為基礎，再寫中國哲學史，會比過去有更多進步和提高。”我們以分科、專門的基礎研究成果來充實中國哲學史或宋明理學史，應該是時代發展賦予的責任。

　　思考題：

　　1朱熹為什么要以黑白塊作出大小二橫圖？

　　2邵雍《觀物外篇》曰：“獨陽不生，寡陰不成。”又曰：“陽得陰而生，陰得陽而成。”朱熹把陰陽爻各分為二、四、八、十六、三十二、六十四，是出于邵雍的“先天之學”嗎？